在我和父亲动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天，卡尔收到一条短波广播消息，是他派去哈瓦那的一个特工发来的，内容是前天晚上，即十一月十九日，卡斯特罗去珍·丹尼尔住的酒店找他，而且在里面接受那个记者长达六个小时的采访。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男人到底在交流什么，但是珍·丹尼尔又把这次访谈内容发表在了《新共和报》上，一共分两次，时间分别为十二月七日和十四日。我父亲十一月二十日就猜出了该访谈内容。

卡尔说：“之所以会有这次见面，是因为肯尼迪十一月十八号在迈阿密所说的话——‘他们就是为了离间我们。’这就是卡斯特罗接见丹尼尔的原因。”

我没有说话，卡尔继续说：“知道了这些，你和我一样不高兴了吗？”

“但是，这个消息让我们的旅程更有必要了。”

“是的，”卡尔说，“我们不是在画蛇添足，对吗？”

大约三周后，我仔细阅读了丹尼尔采访卡斯特罗的访谈内容。这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而我发现自己与当初的誓言完全相反。我在想，如果我去巴黎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访谈的内容，那我会怎么想呢？我会相信卡斯特罗的话吗？如果我相信了，那我会不会告诉我父亲我不能公正地处理库贝拉的事呢？如果我父亲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去处理库贝拉的事，那么我会辞职吗？现在是十二月，我已经不记得十一月的我是怎么想的了，因为我的想法完全变了，辞职也不再是一件让我感觉压抑的事——它不是比截肢更痛快吗？

《新共和报》1936年12月14日

珍·丹尼尔撰

“在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湾，充满着朗姆酒的芳香，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美国游客对古巴的描述被装裱起来挂在哈瓦那的酒店里，我在哈瓦那酒店度过了忙碌而紧张的三周时间。我以为我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卡斯特罗了，所以这三周里我一直都在和农民、作家、激进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部长大臣、大使交流，唯独菲德尔是那么遥不可及。曾经有人警告我：他再也没有兴趣接见记者了，至少是西方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晚上，卡斯特罗亲自来到了我住的酒店。他听说了我采访肯尼迪总统的事，于是晚上十点，我们就到我的房间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在这里，我将重述采访中回应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那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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