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5）

事实证明，耐心是一个很有效的词。我和基特里奇的关系又隐藏了六年，这六年来我们一周见一次面，甚至有时候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一个月只见一次面。直到休和克里斯多夫死在那个悲惨的秋天，我们才走进婚姻的殿堂，而举行婚礼的地点就是发生那件事而且经常闹鬼的峡谷。

所有这些事都历历在目。谋杀带来的渗入骨髓和心脏的震惊陪伴了我很长时间，这种恐惧感甚至弥漫在兰利的每一个角落里，直到时间麻痹了我的知觉，让我再也感受不到那次重大灾难，而这件事也变成了历史，变成大厅里人们的谈资。现在这件事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及事情本身了——它变成了人的生命中的心灵负债。

但是，夏洛特的夸大其词给人感觉很无情。他了解情报局主要领导的恐惧，他甚至怀念那一天。他最终留下一段独白，而这段话我已经听了很多次，每次都会让我联想到不同的事物。

“在那个特别的周五下午，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夏洛特一贯的开场方式，“我跟你说，我们都聚集在局长的第七楼会议室开了一个高峰会，我们所有人，包括主管、官员、上议院的官员、金，还有那些有权势的人、各级首领等这些人一起。”

“我们就坐在那儿，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上层人物——他们就坐在那儿。最后，麦科恩说，‘谁是奥斯瓦尔德？’紧接着就是一阵世界级的安静，这感觉就好像球赛第一局就被客场赢了八个来回。

“还是不说当时的气氛了。我们还在沉默，忽然一个银行总监说地下室有一颗定时炸弹即将爆炸。每个人的焦虑感都急剧上升，但是每个人都要尽力掩藏自己的恐惧，我开始想起我们当中很差劲的人。比尔·哈维此时远在罗马，博德曼·哈伯德和安/拉稀在巴黎，如果卡斯特罗收买了库贝拉怎么办？在这种时候，我的思绪天马行空，每个人都在观察其他人最隐秘的本性。我们等待着有关奥斯瓦尔德的细节，忍受着这种不知情对我们智慧的打击和侮辱。我的天，奥斯瓦尔德这个男人在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工作后竟然跑去了苏联，那不就是检测U-2的基地吗？这个奥斯瓦尔德竟敢回到苏联！是谁负责监管他？谁是他的直接上级？我们之中的谁曾经接触过他？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我宁愿这是某个人的判断失误也不愿是个人背叛！难道，噢，难道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吗？没有一个人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有太多人了，会议一度中断，气氛已经凝固了，现场一片沉默。整晚都零零星星有人来报告外面的消息，只是消息越来越糟。马丽娜·奥斯瓦尔德，苏联妻子——这可是一个全新的消息，我们并没有说‘马丽娜’而是说‘马丽娜·奥斯瓦尔德，苏联妻子’——她有一个叔叔是苏联内务部的陆军中校。然后我们又听说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我们当中刚好有人知道他，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是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天，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可能在赚法国人的钱、德国人的钱、古巴人的钱，或许他也在赚我们的钱。是谁给他钱的？奥斯瓦尔德到底由谁负责？那个周末我们没有一个人回家，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享受兰利的空气了。到周日下午，走廊里又传起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这真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啊，连枯叶也在花园里跳起了华尔兹：一个叫作杰克·鲁比的流氓暴徒杀了奥斯瓦尔德。矮壮的杰克·鲁比肯定是因为忍受不了杰奎琳在公开的审讯中受苦，所以才杀了这个凶手。自从玫瑰战争以后，我们还没看到过这么勇武的男人呢。现在第七层楼的氛围有点像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电影的最后一幕，我们很难躲避闪烁的灯光。从那时候开始，我总是说：我喜欢杰克·鲁比。这个家伙还清了自己的债，唯一一个让我不那么满意的，是我不知道是特拉菲坎特、马塞洛、霍法、吉安卡纳还是罗瑟琳动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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