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与红七军恶战一场，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撤回了云南，使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划破产了。红七军遂又开进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时挂起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工农革命歌》：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都是一家人。

广西出生的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断这样说到：当时苏区的语言不反对马克思、列宁，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俩人共分东西，这就是民主、平等。什么是租税、军队、地主，当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不需要这样解释。他们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种，并减少税收，税证和地契被烧掉。这时这支部队已拥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个县，红色政权从百色等城镇的商业税中得到足够的收入。红七军希望通过每次战斗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以及军队中主要是汉人，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做件事并不容易，地主军往往趁红军不在之机袭击地方革命政权。

据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忆：滇军撤回云南，桂系再次被老蒋挫伤后苟延残喘，红七军便趁机大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红七军军部在平马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是营、团以上干部和来自东兰、果德(平果)、奉议(田阳)、恩隆等县的领导人共五六十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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