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中共，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年7月26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要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

这个基本国策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治与军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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