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到达上海前，也正是共产党中央紧张地准备应付蒋介石突然政变的时候。本来绷得紧紧的弦，在汪精卫到来的一夜间，松弛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贯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再就是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

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进入1927年，情况有所变化。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结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

在上海的3名共产国际代表向斯大林汇报说，这次迁都之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所在地的争论。问题在于国民革命运动同群众和共产党一道前进，还是同已在策划与日本和奉系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一道前进”。指出蒋介石2月21日的演讲是最后公开抛出的杀人演说，特别是提出上海问题目前有特殊意义，蒋介石需要上海作为继续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同北方和帝国主义进行交易的基地。蒋介石急冲冲进攻上海，因为他认为只有占领上海，他才能在同左派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得到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也企望通过蒋介石保持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上海已经成了决定无产阶级领导权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旗帜。

这些话不谓不实际，不谓不深刻。就连一直主张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不同意鲍罗廷的联唐（生智）反蒋的维经斯基，去了一趟南昌，返回武汉后，连呼不得了，事态已无法挽救，上海就要被蒋介石变成右派的一个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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