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一个偌大的中共中央“五大”是在一所小小的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中召开的。

会场内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80多人参加了会议。代表党员57967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谭延闿等都列席大会并致祝词，以示国共两党的合作仍在继续。

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坡会馆召开。但是这些热闹的场面，并不能抵消共产党人内心的苦恼。就在大会开幕以前，共产党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心情十分沉痛。许多著名的人物——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绞杀。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们，正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 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要谈的问题太多了。党的“四大”以来，特别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有多少事情值得检讨？当时退让不对吗？左派力量那样弱，不退又如何呢？不是连汪精卫也回避了吗？上海的武装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有。假若不搞这样的武装对抗，蒋介石还能找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吗？他在提纲里注明这一点：“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当时应该进行经济斗争，谈不上实现民主专政。”他突然想到几天前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有同意，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再有那个瘦高个子的湖南人毛泽东，几次跑到武汉来跟他谈农民问题，谈“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谈“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语气那样重，好像已经不愿听他的了。在毛泽东那双明亮的眸子里，似乎又多了几分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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