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黄绍竑天目山上夜谈

（1939年2月—4月，桂林—天目山）

1939年2月18日。除夕。从桂林市的桂北总站驶出的一趟列车，在抗日救亡的歌声与爆竹声中驶离了这个城市，往东北方向开去。在一节车厢里，同座坐着三个人。一个穿便装，两个穿军装，年纪都是四十出头。穿便装的是从广西出去在浙江省任省主席的黄绍竑。穿军装的是周恩来和叶挺。刚上车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时，黄绍竑颇觉尴尬，因为他同叶挺交手打过仗，如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的手欲伸又止。叶挺见状，十分痛快地将手一下就伸了过来，两人才握起手来。周恩来笑着说：“你俩同在华东前线，要携起手来才能打败日本人呵！”

黄绍竑这次和周恩来同车去浙江，是前不久在重庆偶然相约的。那是1938年底；黄绍竑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讨论汪精卫逃到河内发出的向日本投降求和的“艳电”。一天，李济深约请一些人士到神仙洞李家开茶会，谈当前团结抗战问题。在座的有冯玉祥、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在黄绍竑将浙江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之后，冯玉祥称赞说：“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我打算到浙江去看看。还顺便去绍兴故乡省亲。”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并说最好一同乘车前去。

黄绍竑之所以对周恩来去浙江表示欢迎，还主动提出一同乘车前往，除了因为周恩来是北伐时的老相识，又是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抗战以来，他在和周恩来的数次接触及与八路军打交道中，为周恩来的人品与智慧和八路军的抗战精神所触动。山西会战时，蒋介石派他到山西担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阎锡山一同指挥作战。他从娘子关到雁门关一带前线，目睹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日军节节推进，山西我军兵败如山倒，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他见到阎锡山及其军政官员都是忧心忡忡。他在平型关附近见到彭德怀及在太原见到周恩来都充满着信心。他亲眼看见八路军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装备虽差，弹药也不足，却秩序井然，生气勃勃，还沿途救济难民，发动群众。他将共军与国军两支部队相比较，真是慨叹不止。在长城的著名关隘娘子关，周恩来向他建议：不要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要派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去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和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信心及分析，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共合作的忻口战役中，阎锡山称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他确是深有同感。一次，第二战区兵站副监卢佐为了八路军弹药补充问题在太原请示黄绍竑。他说：“这是你兵站职务上的事，为什么要问我呢？”卢佐说：“如果是其他部队，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大，按编制他只有三个师，所以才请示您。”他对八路军靠劣势装备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十分佩服，就说：“这是全国全面抗战，弹药补充还分什么彼此呢？而且我看见八路军士兵身上只有一条子弹带，恐怕一个基数（六十发子弹）还不到，过去的底子太少，又经过平型关战役的消耗，他们的编制虽说是三个师，恐怕是六个师还不止呢。你按可能尽量地发吧。”后来在武汉东湖，他也去找周恩来请教关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还请周恩来以后派人去浙江帮忙。为此，他曾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批评：“你怎么随便批准给八路军弹药补充？发多发少这里面有政治问题。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打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的好话。说你闲话的人多了，你要注意。”他知道，蒋介石的这番话，无异于对他的一番警告。他自己觉得是凭抗战的良心来做这些事的，也不在乎蒋介石有怨言和看法。在蒋介石的老家担任省主席真不是滋味，那些士绅们随时都通天告刁状，人家任命了某某人担任省政府委员，他当主席也不知道。他已经几次向蒋介石辞职不干，蒋就是不准。要不是现在全国抗战，他不尽点责良心上过不去的话，他早就想甩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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