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改革的局势会在年初就急转直下。
Charles·Abrams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上一年的《财富》杂志,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时年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四十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定单合同。因为这些合同,他还成功地从纽约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财富》上,Abrams则成了另一则坏消息中的倒霉蛋。报道称,“北京最近大规模暂停了很多主要产业的合同,这一行为挫伤了很多中国公司,也让很多试图在这里赚钱并开始动作的美国公司蒙受损失。”而Charles·Abrams就是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他拿到的很多定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三年前成为中国第一家改革试点企业的首钢是国营企业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企业之一。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首钢的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27.91%,企业呈现出兴旺的迹象。然而,麻烦事很快出现了。4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百分之九。厂长周冠五不得不下令投产不久的二号高炉停产。
憋气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就在限产任务下达的同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又赶到首钢,他带来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今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张彭也很坦白地说,“今年市里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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