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孙冶方《遗嘱》

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说，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此时的于光远正赋闲在家。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国务院研究室随之解散，与邓关系最密切的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四人帮”被打倒后，1956年以后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的“极左”思潮远未被清除。由于“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活的不如捣蛋的”，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当时，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要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还非常艰难。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仍面临种种阻挠。因此，能否为他的复出创造一种“呼之欲出”的理论氛围便相当重要。日后来看，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这个命题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首先，按劳分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原则，很容易被论证明白，获得人们的共识和共鸣。其次，在“极左派”的众多理论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最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再者，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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