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耶鲁的学习时间，从1983年的1月到1984年的7月。这一年半，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成熟至关重要。他在《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中说，“在耶鲁的这3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他的老朋友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耶鲁当访问学者的，这一职称在美国方面看来，相当于教授。可是，去了之后，吴敬琏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他去参加学术研讨会，根本听不懂；参加博士班的讨论课，准备一个简短的评论，也往往要几十个小时；再去听研究生班的基础课，仍然是听不懂。听不懂，既有语言上的问题，也有学术框架的问题，更有认知价值观上的问题，吴敬琏只好从头开始，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在后来的日子里，吴敬琏度过了一生中最辛苦艰难的求知生活。他从非经济专业的经济学原理课程补起，循序而进，大量接触各种理论和新知识。好在他天资聪慧，特别善于融会贯通，语言和专业能力几乎日日进步，不久后就能够参与学术讨论了。那段时间，他的日常生活极端清苦和枯燥，很多时候吃的就是面条、清水熬白菜。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他在耶鲁期间之所以收获颇多，除了自己的拼命苦读外，还有两个客观的因素。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地震期”。当时，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迅速崛起，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秉承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在控制货币供应的前提下，他们提倡让公司、消费者在政府有限制管制下作出自由决定，其捍卫的核心价值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反对计划经济跟凯恩斯主义。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下，西方经济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出现了货币数量学说、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多个新学科。这一学派的众多领军人物，如弗里德曼（1976年）、斯蒂格勒（1982年）首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后来得到此奖的布坎南（1986年）、科斯（1991年）、诺斯（1993年）、福格尔（1993年）、贝克尔（1992年）和卢卡斯（1995年）等人此时也已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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