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个国有大中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对此，经济学界有更深入的解读经济学家冯兰瑞、何伟、晓亮等提出，要点不在“抓大”，而在“放小”——“要点不在1000个，而在1001个”。吴敬琏很赞成这种观点。他在1995年12月的《改革》杂志上发表了《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一文，论证“放小”很有可能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新路。

但是，“放小”的道路也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吴敬琏接到通知，随同朱镕基到诸城调研，随行的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等数十位中央部委的领导，还有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据吴敬琏回忆，朱镕基去诸城，是听了张卓元的建议。这一年的开春，朱镕基要接见中科院的经济学家左大培，同时邀集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吴敬琏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三人作陪。左大培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宣传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因此引起了朱副总理的关注。不料，开会当日，左大培阴差阳错受阻于中南海门外，几个与会者就聊开了。其间，张卓元给朱镕基提意见说，朱镕基副总理走到哪里都说，小企业一卖就好了，我就不相信。张建议朱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再作结论。朱说，这个意见好。张进而说，最近吴敬琏编的《改革》杂志登了对山东诸城的“放小”支持和反对的几篇文章，可以供你参考。朱当即吩咐秘书，把《改革》送到他那里，他马上要出国，在路上看。他要洪虎带一批人先去诸城调查，自己等回国后就亲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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