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尽管在经济理论上尚不成熟，对改革的曲折和意外缺乏充足的掌握，在具体的改革方法论上显得手忙脚乱，但是自始至终，他们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可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改革”的定义及对象变得模糊起来，利益集团的分化让矛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早年的某些“共识”日渐瓦解，甚至，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又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这样的景象在吴敬琏身上得到了最戏剧性的体现。进入2003年之后，他曾在多次论述中表示不希望发生的情况，竟然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发生了。随着腐败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愤懑之情日益变得激烈起来。这时，改革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拥护者纷纷行动起来，鼓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抗争。吴敬琏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胀和反腐败的战友马宾更是冲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亲近的朋友发出一篇名为《北戴河休养杂记》的文章，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从而彻底背叛马克思学说、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股份化、农业包产到户私有化、全面资本主义化”。他并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们纠正认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思想，“把企图和一心砍倒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邓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再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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