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迎来了一位尊贵的美国客人，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项建议竟引发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场震荡。

弗里德曼之所以受到中国政府的礼遇，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自由化浪潮席卷东欧。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激烈的社会改革，它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在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在这部影响甚广的著作中，他认为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并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导论中，哈耶克写道：“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这部著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时提供了理论武器，在中国日后也被一些人奉为至宝。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在又一个经济高烧期。几年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更为严重的是，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能量。

《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恰在此时，弗里德曼来到了中国。

作为芝加哥制度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被认为是当时国际最知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在一次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给中国经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香港《信报》引用他的观点说，“不应该把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混为一体，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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