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美国《财富》杂志十分机敏地宣布，将把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举办，时间是国庆大典前的9月底。这是国际知名传媒机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会选在中国举办，它的主题非常符合人们的想象——“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 中国可谓“一枝独秀”。随着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渐见效，消费市场重新活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各个产业的拉动效应渐渐呈现出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来了。

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景气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

1999年5月19日，一个看上去不会发生任何新闻的平常日子，持续委靡了700多天的中国股市突然惊醒，一根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一向谨慎的《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 700点，涨幅超过50%。随着“5-19行情”的突如其来，股民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曙光，但一批精明而又大胆的“庄家”也呼啸出笼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体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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