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苏江村住了两个多月。

他那本先以英文发表，后翻译成中文的名著《江村经济》，成了本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乡村变迁的人文著作。书中有一段被后来者常常引用的精辟论述：

“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中，所以是乡土工业……”

可惜的是，千百年来，这些“分散在无数乡村”的工业只是处于饥贫边缘的农民们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而进行的一种“补充劳动”。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它的存在从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到本世纪初，由于西方工业的入侵，乡土工业已濒临崩溃的境地。

作为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现实的中国学者，费孝通疾呼；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乃是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费孝通的声音孤独地走了好久，终于在四十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回响。与乡土工业有血缘之亲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把中国农民带进了现代工业的新天地中。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费孝通在30年代末所无法想到的。

那就是：“乡土性的现代工业”除了能够帮助农民改善必要的生存现状之外，是否有可能再向前进化一步，成为有别于传统都市模式的另一条城市起源的途径？

这样的话题，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这是另一本全新的“江村经济”。

但是，在浙江农民的实践之前，我们没有在现有的理论典籍中找到答案。

甚至，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语境里，这样的问题也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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