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一手终结盛唐，史称 “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五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不足之处——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 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叛乱被平息后，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人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仿效汉武帝的“算缗令”，向富商征收财产税。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 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 的景象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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