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在一开始仍然寄希望于“一五”计划的模式再现，即通过投资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邓小平委派谷牧遍访西欧列国，提出了120个从钢铁、石化到汽车的招商项目，他还亲自飞赴日本和新加坡做游说工作。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放上。此时的决策者面临的困难与当年李鸿章面临的困境有些相似：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六十年。这六十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它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强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它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中共党内则以孙冶方为理论代表，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保持国营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曾把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偷偷请到北京——他们当时均已离开各自的祖国成为叛逃者，布鲁斯和锡克告诉中国的同志们，东欧的试验其实也是失败的。而晚年的孙冶方，在罹患癌症的情形之下试图写出一本教科书，但直到去世仍然无法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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