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它所推动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在我看来，又是不尽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放权让利；二是非均衡发展；三是“一手软，一手硬”。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则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次年，囯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其中包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到1984年，又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业改革中，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进而改为股份。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开始于1981年的财政包干制度，国务院宣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除了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之外，其余省份均进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这一制度被形象地称为“分灶吃饭”，也就是“统收统支”的一口大灶已经养不活那么多的儿子了，于是各自分开吃小灶，温饱苦乐，自求多福。1987年前后，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时称“五大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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