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白居易《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天下久治长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九百多万户,仅仅五年后就只剩下一百九十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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