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1068年8月,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的两位学者、政治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这是继公元前81年的那场盐铁会议之后,又一次记录在案的、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1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此时的宋王朝已开国一百一十余年,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犯作了起来――土地兼并大量增加,权贵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贫富差距显著拉大,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更糟糕的是,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四倍,但还是出不敷入,发生重大危机。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他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不改革不行了。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大多都是年轻人,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等。当时朝中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文雅君子”,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之为“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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