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闻日本乞降喜赋》，1945年

（这是陈寅恪在听到日本投降当日写下的诗赋，全诗：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胜利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一个叫斯凯伦德（Eskelund）的美国记者描述了1945年8月的上海景象：“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向抗战的英雄们致敬。海港恢复了活力，飞机在上空盘旋，机声轰鸣，下方则爆竹连连……日本的士兵和平民从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铺也多关闭了，他们退出了。使团撤离，他们将要离开，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子，上海姑娘们，尽到你们的责任吧！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每个夜总会都挤满了人，美好的生活从黄昏开始，无休无止，谁还顾及宵禁时间？战争取得了胜利，和平可能保持下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足够了。”

但是，真的足够了吗？至少在中国不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混乱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紧接着是三年的惨烈内战。

我们先在看看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

在过去八年里，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在战前，上海是中国惟一的、世界级的工商业大城市，在以它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绝大部分的华资银行、半数以上的工厂，并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对外贸易。而战后，东北的重工业赫然崛起，而南方的广东和香港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东工西农、南轻北重”的经济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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