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轧在中国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辛笛《风景》1948年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回到家乡，应邀在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早在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就在他们促膝交谈的那段时间，申新纱厂的经营正让荣德生焦头烂额，他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集，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得贷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荣家只好靠抛售期货来换取部分现金，可是栈单抛出后，棉花不易及时补进，花价却天天上涨。所以空头栈单抛得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户来提货，很多不能兑现，所谓“生意”，已是穷途末路。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而更是对当前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那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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