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的话题更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在上海市当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自当教育部部长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60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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