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说吴仁宝，再来说他的“有难官当”。

吴仁宝是这样一个人：近五十年的“村官”生涯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追求锁定在“让百姓幸福，是我最大的满足”的目标上。而为了实现这一“满足”，他认为必须把“有难官当”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里的“难”，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创业的艰辛，也可能是创业的风险，还可能是创业成功后所要面临和处理各种非积极因素的能力。在所有的中国农民“精英”中，吴仁宝或许可以成为这种“难”的最多承受者——因为他主政的时间最长，他也是化解这种“难”的最智慧者和最聪明者——几乎没有一个“典型”和“精英”能像他五十年不倒，红旗一直迎风飘扬；当然他也是在这种“难”面前取得最大成功的收获者——他创造了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村”。

今天的华西村，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前去参观的普通百姓，或者外国元首与贵宾，人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她。这赞美的归结点自然而然会聚焦在创造奇迹的掌舵人吴仁宝身上。然而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吴仁宝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久经历练的一桩桩“难”事……

——创业初期，他的“做煞大队”名声差点让华西的一代年轻人断了姻缘，正因为他用一双坚定的脚板和一副“誓死改变旧貌”的肩膀，换得了“金凤凰”飞回新华西；

——“亩产吨粮田”的雄心壮志，却被人画成漫画，“吹牛大队”和“吹牛书记”的大字报贴满了村里村外。也因为他和群众用汗水与泪水凝聚了金色的谷山麦堆才把阵阵“妖风”吹散；

——五年县委书记，他呕心沥血，把江阴带向全国百强县之“老二”时，却因那股“农民政治明星们纷纷落马风”的惯性，使他的政治生涯坠入低谷，重新做起一介农夫。对此他淡然一笑：正好他离不开华西，华西也离不开他；吴仁宝还有一件不平事：1999年，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就因为他在外省贫困地区支持建立了多个“华西村”而得罪了本省某些地区本位主义的干部们，他又一次落选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这一回吴仁宝更是淡然一笑：我已七十多岁，将有生之年全部奉献给华西百姓才是我吴仁宝的最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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