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这个“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苏州的经济告别了几千年来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楼房住，第一次尝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生活，也造就了一批后来成为支撑富裕苏州的诸多集团老板和老总们。千万别以为这些人就是些“只认钱，不认字”的老土。他们中有不少人像王金华、秦振华一样当上了苏州市、县级领导，更有一批能人甚至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了向“六零后”、“七零后”的大学生传授经济学的教授先生。你不信？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人叫袁勤生。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那时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龄”的大学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派头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学教授的派头要大得多。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教授仍属于没有富起来的一个阶层。但“袁教授”不一样，他不仅有几个大学教授的头衔，而且有自己的几千万资产，出门是“林肯”车，身边还有一两个秘书——他的讲演和课程被排得满满的，如果没有秘书帮忙，他是绝对忙不过来的。这种状况在当时也只有大学校长和像*那样的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办公室，“袁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五个大学的教授聘书给我看。真的，一点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学。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

上海人把种田的农民叫“乡下人”或“阿乡”。“阿拉”和“阿乡”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不仅受到了“阿拉”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八十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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