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6年，即前一篇小说发表一年之后，我作出一个令我和别人同样吃惊的决定。从1970年起，我一直在依阿华大学从事美国文学教学工作。

我提升了职称，并获得聘任和全职教授的职位。我全身心地喜爱教学工作，跟那些渴望学习的年轻人相处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所大学的氛围和同僚朋友们给我的激励，一直持续了16年。

然后在某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再有精力投身于两份全职教授的工作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每周工作7天的回忆。要兼顾教书职责和写作，需要我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而且在我家人已经酣睡之后，我得保持清醒状态。请上一天假，或者过一个悠闲的周末，对我而言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尽管教书是我所爱，同时写作也是我的热情所在，但是当过度疲劳终于将我压垮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位“举止温和，但喜欢事事跟人对着干的教授”

（正如一位批评家如此称我）将采取什么行动了。在1986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那所大学。

生活的变更是件痛苦的事。毕竟，学术生涯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比我在依阿华大学工作的岁月更长——一直可追溯到1966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升入研究生院。尽管如今我拥有这份难得的享受可以专职写作，但我仍然十分怀念课堂。我时常反省自己的抉择。但是几个月过后，写作和教书对我而言突然变得都无关紧要了。

1987年1月，我的儿子被诊断为骨癌。从那时起直到当年6月他去世为止，眼看着马特遭受感情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如同梦魇般起伏跌宕，我简直怀疑我快发疯了。我对自己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发生，这不是真的。但是令人绝望的是这是真的，而我发现自己很想逃离现实。当我坐在马特的重症监护室内，注视着他那受到脓毒性休克蹂躏的昏迷的躯体，我惊异地发现车中拿着斯蒂芬·金的一本小说。斯蒂芬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认识马特，好心地写了几封信给他，还送了他一些摇滚乐磁带，试图分散他对病痛折磨的注意力。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的恐惧中阅读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在我看来显得有违常理。然后我想到，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为防止现实生活中的恐怖而设置了一道屏障，这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我不禁回想起那些忠实的读者如何经常写信给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灾难——死亡、婚姻破裂、失业、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等——告诉我说曾有我的一本书帮助他们度过漫漫长夜。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约翰巴思曾经说过：“虽然现实是一个参观的好去处，但是你不会愿意生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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