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张佩纶、陈宝琛参劾山西藩司葆庚、冀宁道王定安的折子，成了朝廷上下议论的热点。地方官员荒废政务、吸食鸦片、结党营私、贪污中饱等等，几十年来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大家见怪不怪，已提不起谈论的兴趣了。但贪污救灾款，且为数如此之大，贪污者官职如此之高，却极为少见。持身清廉的官员对此愤慨自然不消说了，连那些不拘小节、宦囊不洁的官员也感到气愤：别的钱腾挪几个尚可原谅，这是救命的钱呀，怎能昧着天理良心，如此胡来？一时间，葆庚、王定安成了官吏们的众矢之的。慈禧、恭王也很恼怒，连十二岁的光绪小皇帝也气得说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来。

慈禧和恭王商量后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命令山西巡抚张之洞火速查明葆庚等人的实情，二是就近垂询寓居山西十多年来京不久的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心中早已有数，召对之时，不仅证实张佩纶、陈宝琛的参劾有据，而且还向太后禀奏在晋期间的亲见亲闻，为前几年山西腐败的吏治提供不少新证据。

接到查核葆庚一案的上谕后，张之洞立即命令马丕瑶、杨锐等人，将半年来明察暗访所积累的一切，详详细细地条贯清厘，写成一份厚达百余页的佐证，派人护送进京。

这份佐证一到军机处朝房，葆庚、王定安等人狼狈为奸贪赃枉法的罪行便铁证如山了，秉政的恭王下令革去葆庚、王定安的职务，锁拿来京，交刑部审讯严办。

这时，又有一个名叫李肇锡的御史，因素来看不惯曾国荃倚老卖老的作派，便借着这个机会参了一折，说曾国荃滥保匪人误国害民，应一并严惩，以为大臣荐人之戒。吏部堂官中也有讨厌曾国荃恃功骄慢的人，便作了一个“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呈请慈禧裁决。此时，因越南与法国发生冲突，广西边事紧急，粤督一职顿时显得更加重要。尽管慈禧一向不满曾国荃的骄纵疏懒，极想借机杀一杀他的威风，但考虑到一旦战火燃起，还得倚仗这位能打硬仗的曾老九，便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在粤督位置上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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