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张佩纶、陈宝琛参劾山西藩司葆庚、冀宁道王定安的折子,成了朝廷上下议论的热点。地方官员荒废政务、吸食鸦片、结党营私、贪污中饱等等,几十年来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大家见怪不怪,已提不起谈论的兴趣了。但贪污救灾款,且为数如此之大,贪污者官职如此之高,却极为少见。持身清廉的官员对此愤慨自然不消说了,连那些不拘小节、宦囊不洁的官员也感到气愤:别的钱腾挪几个尚可原谅,这是救命的钱呀,怎能昧着天理良心,如此胡来?一时间,葆庚、王定安成了官吏们的众矢之的。慈禧、恭王也很恼怒,连十二岁的光绪小皇帝也气得说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来。
慈禧和恭王商量后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命令山西巡抚张之洞火速查明葆庚等人的实情,二是就近垂询寓居山西十多年来京不久的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心中早已有数,召对之时,不仅证实张佩纶、陈宝琛的参劾有据,而且还向太后禀奏在晋期间的亲见亲闻,为前几年山西腐败的吏治提供不少新证据。
接到查核葆庚一案的上谕后,张之洞立即命令马丕瑶、杨锐等人,将半年来明察暗访所积累的一切,详详细细地条贯清厘,写成一份厚达百余页的佐证,派人护送进京。
这份佐证一到军机处朝房,葆庚、王定安等人狼狈为奸贪赃枉法的罪行便铁证如山了,秉政的恭王下令革去葆庚、王定安的职务,锁拿来京,交刑部审讯严办。
这时,又有一个名叫李肇锡的御史,因素来看不惯曾国荃倚老卖老的作派,便借着这个机会参了一折,说曾国荃滥保匪人误国害民,应一并严惩,以为大臣荐人之戒。吏部堂官中也有讨厌曾国荃恃功骄慢的人,便作了一个“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呈请慈禧裁决。此时,因越南与法国发生冲突,广西边事紧急,粤督一职顿时显得更加重要。尽管慈禧一向不满曾国荃的骄纵疏懒,极想借机杀一杀他的威风,但考虑到一旦战火燃起,还得倚仗这位能打硬仗的曾老九,便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在粤督位置上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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