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章，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

由翁同穌拟稿的这份诏书，是古往今来中国帝王文告中少见的开明之作。诏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光绪愿与天下臣民共图新政以挽时局的决心：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以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因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份诏书经在京提塘官的星夜加急传递及京报上的登载，很快便传遍全国，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一向沉闷闭塞、安于现状的九州大地，突然间如同烧起一堆冲天大火，顿时噼噼啪啪、红红火火地闹腾起来。

诏书下达的第二天，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认为这五个人均为忠肝义胆、硕学远识，是维新救时之大才，宜破格委任，以辅佐皇上行新政而图自强。

光绪立即批准这道奏章，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火速进京，或交部引见，或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将已批好的徐致靖奏章放在一旁，正要随侍小太监下发给军机处的时候，翁同穌进来了。

“皇上，刚才园子里来了人，太后请皇上明日上午去一趟园子，她有事要跟皇上说。”

听了这话，光绪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光绪从小在慈禧威严的目光和呵斥声中长大，对慈禧已有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和疏离。他之所以不喜欢皇后，并非因为皇后本人的不好，实在是由于对皇后姑母的反感而引起。每当夏秋两季，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就仿佛有种摘掉枷锁似的自由感，办起事来格外有胆量，有信心。一到冬春两季，慈禧回到宫里，光绪就如同被一个浓重的阴影所罩住，整天怯怯的，办事说话都提不起神来。变法维新已酝酿好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这时诏定国是，多半的原因，也是慈禧已离宫住园子的缘故。慈禧住园子时，光绪照例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进园请安。明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为什么要我进园子？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光绪脸上难得一见的兴奋之色立时散失，恢复了素日的憔悴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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