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天以来，中国政坛与天地间的气候一样，其热度也在一天比一天地增高提升，而且远比气温的升高更使人感到炽热。它炙烤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有两条主线在明显地贯穿着。

一是办事。这期间所办的大事有：饬盛宣怀克日兴工赶办芦汉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考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待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矿务、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二为用人。紧跟着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之后，梁启超也被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过几天，又放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大臣。又召见杨锐、刘光第等人，奖其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同时，王文韶奉调进京任户部尚书，人军机、总署，荣禄拜文渊阁大学士，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些人事任命都以光绪的名义颁发，但知晓内情的人则明白，荣禄、王文韶是太后的人，他们的新职实出于太后的安排，且至关重要。康、梁、谭、黄、杨、刘等人，才是皇上提拔的新进，这些人均年轻位卑，在朝中毫无根基，于大局似无甚影响。

荣、王是久负重任的老臣，虽居要职，亦不意外。康、梁、谭、杨虽骤进，但品衔低微。故这些人事的变动，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诧。

直到有一天，礼部六位堂官全部被撤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进人军机，这才引起朝廷内外的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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