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已经离开四川前往汉中，此时原本已被搞定的四川又出现了反复，成都、嘉定等地又被南明永历政权残余力量所控制。先前在保宁击败刘文秀部后，吴三桂曾向朝廷首议进取成都，以为根本。即在成都省会之区，首立根本，设以重兵，有贼拒战，无贼则耕，根本既立，庶可渐次进取。顺治帝大为赞许，称赞他“真为国家久远之计”。但是顺治帝同时又表示：“大军驻扎成都，路远民稀，钱粮转运维艰，眼下不宜采取此计划。”他要吴三桂与李国翰暂回汉中，他所属的四城壮丁，移至沔县（陕西勉县附近）一带分驻。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四月，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陛下一人承担。”他指出，吴三桂与李国翰部现驻扎汉中，蓄锐甚久，应分道出兵，与已在湖南、两广的清军，进行首尾夹击，必歼敌之，从而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建议朝廷，命令吴三桂与李国翰先率兵驻镇保宁，为各路之统领，派兵先取成都，次取重庆，以扼咽喉。此举即为收滇、黔之张本。

李国英的奏言对吴三桂是很不利的，就差没直接骂他了。

吴三桂知道此份奏折的内容后，于七月十二日上疏，他声辩说，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不过是剽窃了他的思路罢了。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同时他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一劳永逸。若真如李国英所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与决心，他向顺治帝提出坚决要求出征，由他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这两地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他还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召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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