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赏析

东晋以来，玄风大炽，一般文士都喜欢在诗文中说理。然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论”，颇遭后人訾议。唯有陶渊明却因其诗理趣盎然，情味深隽，大得后人推崇。同样是以诗说理，何以后世褒贬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与东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达“理”的方式也各异。东晋士族文人言空蹈虚，侈谈玄理，以此为精神寄托，撷取老庄陈言为篇，理赘于辞，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讥。而陶渊明在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毅然归隐田园，他在躬耕实践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也接受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与俭朴而充实的田园生活紧密联系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蕴在淳朴笃实的田园生活中。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这正是上面所录《饮酒》诗第十四首的一个显著特点。

先说诗中的情。陶渊明在宁静的乡居生活中，或与邻人“披草共来往”、“但道桑麻长”；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这一回，他邀请友人松下坐饮，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开门见山点出“饮酒”的情由。这个“赏”字用得精当。诗人招饮，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赏”此趣，其情亦雅。这个“赏”字精炼地写出了宾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壶”赴会，既见出乡间独有的古朴风情，又使人意会到来者都是一些淳厚质朴的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壶相与至”，正是深知陶渊明的境况和性情啊！这两句虽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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