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才进完早餐，洛达夫·马拉里拉来拜访我。他很温和，但是很坚决。真不幸，让夏合利和霍劳普逃掉了，脱逃的详情不为人知，负责看管的人说话颠三倒四。显然一切出于他们的疏忽，甚而有其他的更不好的内情。

马拉里拉接受已成的事实。他说不少低层执法人员薪给太低，所以，他说这些人会弄些外快。尤其是贿金特别大时他们什么都肯干。他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即使在美国，公务人员薪水不是很好吗？而受贿的事还是常有所闻的。在禁赌的州，也许——不是吗？

“这姓夏的和性劳的，两个人合作一起溜掉的吗？”我问。

“我们不知道，”马拉里拉说：“两个人都不见了。但这是一定的。一个人开了路，另外一个会像傻瓜一样留在这里吗？即使他要留，可能卫兵也不会让他留。”

我说：“反正他们脱逃了，如此而已。”

“正是，”他说：“不过当然，在这情况下，我们耽心的变成是你的安全程度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点点头，静等他来说来访的理由。

“是一种我们不愿负担太久的责任。”他说。

我不吭气。

“你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马拉里拉指出道：“我认为你的合伙人——很有意思的西牛拉柯，一定急着想回到她在美国的办公室去。反正，她在这里工作的原因反两会使她难为情，再说自任何角度看来，工作也结束了。”

“我们什么时候离境？”我问。

“我有两个朋友，正好准备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听到我向他们解释了你们的困境后，十分同情。他们决心放弃机票，要把机票让给你们来用。”

我说：“还有一两个小地方，我想再在这里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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