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伯格法院逐渐运转不畅。伯格的管理风格，令布莱克门恼怒不已，甚至懒得掩饰内心不满。这种紧张关系，其实已酝酿多年。1970年代末，布莱克门私下接受过斯科特·阿姆斯特朗两次采访，阿姆斯特朗后来与鲍勃·伍德沃德共同撰写了《最高法院弟兄们》(The Brethren)一书。这本畅销书刚一上市，就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它严厉批评了伯格的领导能力，把首席大法官气得暴跳如雷。布莱克门私下还曾批准两名已离任的法官助理与阿姆斯特朗、伍德沃德谈话。他从未告诉过其他大法官，自己与记者有过合作，虽然已不止一位大法官对记者敞开大门，倾囊相告。

很显然，布莱克门并不是最高法院内部惟一一位被伯格激怒的成员。许多问题已是陈年旧账。1975年6月，临近开庭期末，仍有几起民权、刑事案件久拖未判。威廉·伦奎斯特给伯格写了一封信，并将复本抄送其他大法官。他用略带点儿文学气息的笔法，委婉表达了对伯格处理最高法院内部事务方式的不满。

亲爱的首席：今天的会议结束前，我突然想到，诗人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一诗的收尾之句，颇适合形容我院现状。“争斗、逃亡、惶恐、纷乱/愚昧之军正抵死夜战。”在此，我能否建议，下周一早上，当庭审结束后，我们能否尽快讨论我们今天，或者上周，甚至下周亟待解决的案件。

1981至1982年开庭期，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被“移民归化署诉查德哈案”(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Chadha)拖得筋疲力尽。这起案件最终证明，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领导地位正逐步崩解，经历了多年或明或暗的摩擦之后，布莱克门与伯格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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