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部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据干国勋后来说，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

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恪尽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的一支奇兵。

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他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但很明显，那时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

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在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但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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