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也受到军统的特别注意，虽然这应当属于CC派，而且这最终变成了中统局的管辖范围。一个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四川人，经常把“反动”书籍和小册子带到城里的中国区来骗取进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关系），他的报告引起戴笠很大的兴趣。这个特务头子还对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个特务的儿子当学徒工，想在那里发展一个长期的暗哨——但这希望被抗日战争打破：这个暗哨与他的上司失去了联系）以及协助保护过鲁迅的“内山书店”特别注意。但军统无法渗入日本书店——为此戴笠不断地责怪贾谨伯。

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注】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服务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麾下从事文化运动。

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亲自上前递送这笔经费，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

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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