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

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性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所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察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的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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