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梅乐斯一行人的海军先遣队是在1942年9月到达重庆的,但戴笠和梅乐斯之间的正式会谈到了冬天,等这两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别墅里会面时才开始。军统这方面要求通讯设备、美国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员训练。梅乐斯同意了(他于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情报局远东协调员)。双方让美国把气象人员和设备,连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轮手枪、可特45口径自动武器、汤姆森冲锋枪等)及给戴笠准军事力量的大量军火一起带到了重庆。戴笠对美国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美国人与十分吝啬的英国人完全相反。但他也反复叮嘱梅乐斯照管军统“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他们也需要通讯和医疗设备。
1942年的新年除夕,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开始执行梅乐斯——戴笠协议,它规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几天后,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协议草案带回华盛顿后,它便被打入冷宫,一直等到梅乐斯本人回到那儿,亲自要求执行这个协议,派遣一支海军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将指挥下运作。陆军及海军情报局对这个协议提出质疑,结果马歇尔将军给重庆发信,建议梅乐斯及其他美国人直接归史迪威(Stilwell)指挥,而戴笠及其中国部下则归中国战区名义司令蒋介石领导。
史迪威将军反对双重指挥系统(在那时被称为“友谊工程”)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行不通“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结果,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定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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