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走私王国建立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的布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

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

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这位丧命官员的“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变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

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

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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