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上午，我跟往常一样比克里克（Francis Crick）早到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这么早来是有理由的，我知道我们即将解开在当时鲜为人知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不过我并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来到。DNA并非问世已久的分子，但当时克里克和我就已明白，它掌握着解开生物本质的重要关键。DNA储存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掌管极度复杂的细胞世界。我们希望找出它的三维立体结构，得以一窥克里克所谓的“生命的秘密”——克里克此言虽然带点打趣的味道，可也是认真的。

我们已经知道DNA分子是由基本单位核苷酸（nucleotide）组成的多重线状聚合物，核苷酸有四种形式：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与胞嘧啶（C）。前一天，我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用纸板制作这些构造成分的图样，在这个安静又没人打扰的星期六早上，我把这些3D拼图挪来挪去，试着拼凑出全貌。

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我很快就发现，有一种简单的配对法搭配得恰到好处：A和T配对，G和C配对。

这就是答案了吗？这个分子的两条链是否由A-T与G-C配对而成？这种配对方式简单而完美，几乎可以确定不会有误。但是我过去犯过错，最好还是别兴奋过头，它还得通过克里克严格的检视才行。

我焦急地等待，后来证明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克里克一眼就看出我的配对法隐含双螺旋结构，由两条方向相反的分子链组成。从这两条弯曲互补的螺旋来看，有关DNA及其特性的一切事实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简直茅塞顿开。最重要的，此分子结构立即对“遗传信息的储存方式和复制方式”这两道生物学上存在已久的难题，给出可能的答案。即便如此，后来我们到常去的鹰吧（Eagle Pub）用午餐，听到克里克扬言我们已经发现“生命的秘密”时，我还是觉得颇有夸耀之嫌，特别是在性格比较含蓄的英国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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