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浓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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