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我们坐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服务生倒酒的时候，一只手注酒，另一只手弯在腰后，身躯笔直，非常专业。朋友看着杯里的红酒徐徐上升，感叹地说，“我记得，小时候，甚至一直到八○年代，我们走过这个酒店，都还有自卑的感觉，不敢进来。”

于是就谈起贫穷的记忆：陋巷里的家，家里拥挤不堪的客厅，塞满了塑料花和圣诞灯的组合零件。每一个拥挤的客厅里有一个疲惫的母亲，不停地在组合要销往西方的廉价装饰品。每一个疲惫的母亲脚边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上学。每一个孩子都记得，吃过教堂发放的奶粉，穿过面粉布袋裁成的汗衫，看过母亲四处借贷缴学费。香港人的贫穷记忆，和台湾人没有不同。

每到星期天，香港的酒楼家家客满，但是客满的景象不同寻常，到处是三代同桌：中年人扶着父母、携着儿女而来。星期天的酒楼，是家庭的沙龙。桌上点心竹笼一叠一叠加高，参差不齐，从缝里看得见老人家的白发。我总觉得，或许是艰辛贫困、相互扶持的记忆，使得这一代的中年人特别疼惜他们的长者？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那昂首阔步走过半岛酒店、走进豪华商厦、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名牌的一代——当他们是中年人时，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父母呢？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还是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的无聊？

印度裔的作家Suketu Mehta在新书《孟买得失》里描写了这一代的孟买人：每一天，孟买的火车要承载六百万人次的乘客来来去去。贫民的木棚架设在铁轨旁，年幼的孩子从床板上爬下来，几乎就滚到了铁轨边。每年有一千个贫民窟的人被火车撞死。那赶火车上班上工的人，挤不进车厢，只好将身体悬在车厢外，两只手死命地抓着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电线杆离铁轨太近，火车奔跑时，悬在车外的人往往身首异处。有一个做手工布风筝的人，不忍见死者曝尸野外，给每一个死者捐出两码白布覆盖尸体。他每个星期四到火车站巡回，每一年，要捐出六百五十码白布。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赶车上工的人被火车抛下；旁边的人随便扯下一块脏兮兮的广告布，把尸体盖住。他觉得太过不堪，“不管信什么教”，他说，“一张干净雪白的布，是不应该少的。”每一年，四千个孟买人死在铁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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