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和珅以能干见长，为乾隆赏识，身兼多职。在办完李侍尧案件回京之后，因缘际会，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另一个职位。

乾隆一向以先贤明君自居，盛世修典，以彰泱泱功绩，这正是好大喜功的他不可不为的。修典乃是历代盛世的文化传统，宋有《资治通鉴》，明有《永乐大典》，康熙其间曾经编纂过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野心，则是编纂一部《四库全书》，乃至成为权威经典，超过以往所有书籍。乾隆三十八年开始，设立“四库全书馆”，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开始启动。朝廷动员全国文人把藏书都贡献出来，尤其是珍本、善本。

这个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谁有资格总负责？刚开始是乾隆第六子永瑢负责整个工程，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实际负责内容编纂的是纪晓岚，任总编纂官。其他的有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当时著名的学者，所有参与编纂的文人有三千六百人，抄写人员另有三千八百人，可见规模之盛。

乾隆四十四年，总裁于敏中病故，由当时的大学士冯英廉接任。英廉虽然兢兢业业，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四库全书》编纂，不仅是搜集善本，更是要把书中对朝廷不利的地方进行修改，而这些学者毕竟是书生，不是政客，很多地方不敢放开手脚修改，一直不能让乾隆放心；第二，编书需要参考大量文献，但有些书籍非常不好找，比如《永乐大典》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由于时间久远，历经明末战乱，大典全本竟然不知去向。纪晓岚等曾在翰林院的书库里查找，还是一无所获。

这两项工作是年老的英廉不能胜任的，乾隆颇为踌躇。和珅回京之后，进言道：“《永乐大典》收录的重要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如果哪次损毁，应该是有记载的。我们在史料记载中找不到，说明它一定存在于世。但这几年的寻找，还是无果，说明藏在隐蔽之处，要找到它，不啻破案，还请皇上要专人负责破案，让那些学者兼任负责，反而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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