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和珅以能干见长,为乾隆赏识,身兼多职。在办完李侍尧案件回京之后,因缘际会,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另一个职位。
乾隆一向以先贤明君自居,盛世修典,以彰泱泱功绩,这正是好大喜功的他不可不为的。修典乃是历代盛世的文化传统,宋有《资治通鉴》,明有《永乐大典》,康熙其间曾经编纂过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野心,则是编纂一部《四库全书》,乃至成为权威经典,超过以往所有书籍。乾隆三十八年开始,设立“四库全书馆”,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开始启动。朝廷动员全国文人把藏书都贡献出来,尤其是珍本、善本。
这个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谁有资格总负责?刚开始是乾隆第六子永瑢负责整个工程,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实际负责内容编纂的是纪晓岚,任总编纂官。其他的有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当时著名的学者,所有参与编纂的文人有三千六百人,抄写人员另有三千八百人,可见规模之盛。
乾隆四十四年,总裁于敏中病故,由当时的大学士冯英廉接任。英廉虽然兢兢业业,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四库全书》编纂,不仅是搜集善本,更是要把书中对朝廷不利的地方进行修改,而这些学者毕竟是书生,不是政客,很多地方不敢放开手脚修改,一直不能让乾隆放心;第二,编书需要参考大量文献,但有些书籍非常不好找,比如《永乐大典》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由于时间久远,历经明末战乱,大典全本竟然不知去向。纪晓岚等曾在翰林院的书库里查找,还是一无所获。
这两项工作是年老的英廉不能胜任的,乾隆颇为踌躇。和珅回京之后,进言道:“《永乐大典》收录的重要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如果哪次损毁,应该是有记载的。我们在史料记载中找不到,说明它一定存在于世。但这几年的寻找,还是无果,说明藏在隐蔽之处,要找到它,不啻破案,还请皇上要专人负责破案,让那些学者兼任负责,反而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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