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约瑟神甫在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版图很大。中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史书上开始出现“黄祸”一词。他后来研读了中国民族史，暗自庆幸蒙古人没有宗教。忽必烈那时过于相信武力，到后来竟没有在欧洲留下丝毫的文化印记。文化绝对不仅仅是写在书本上的那些。深藏在人心里，散发在空气中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杨约瑟神甫来中国十多年了，才逐渐明白这一点。有一天他去周家找裕慧，无意间发现裕德家那间小屋里堆了半间房的布鞋，女人毫无表情地吟诵着经文，猛然间，他嗅到了几年前这个大院的血腥。这个女人独守空房的意志叫他不寒而栗。他知道他传教的工程太艰巨了。同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裕慧这种人身上。裕慧对天主教教义出自天性的深刻理解，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从宗教中寻找途径的见解，均使杨约瑟欣喜之极。他给教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在中国的云南建立一个教区，自荐任这个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信是让巴菲里昂·杰西中尉带走的。可还没等到教皇的回复，裕慧却泼了他一瓢冷水。

“我爹要我结婚，日子都定了。”

周裕慧一再强调他这一生都要献身于宗教事业，却没敢采纳杨约瑟神甫让他逃婚的建议。最后神甫做了让步，希望裕慧能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在教堂举行婚礼。裕慧想了半天回答说：“回去和我爹商量商量。”

新娘仍是用花轿抬来的，周恩隆听裕慧说要在教堂举行婚礼，严肃起来：“你从小就听话，可别惹我生气。”

因为家里多个程天师的女儿，婚礼不可避免地多了几道繁琐。布置花堂，布置洞房，迎亲送客，都在程秀英从容不迫的指挥下顺利进行。这种有条不紊的工作，把二三十个人弄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婚礼的整个过程，周裕慧都神情严肃、郁郁寡欢，脸上始终没有流露出一丝新婚的喜悦。闹洞房的时候，满屋里响着露骨的玩笑，他脸上的表情一直没有更改过。杨约瑟神甫在拜完花堂之后为新婚夫妇祝福。周恩隆头天晚上才决定允许神甫祝福。因为他对程秀英那么谙熟祖先留下的老古董特别不高兴，好像比他还懂得多。他这么做是向小辈们提个醒：这个家是他说了算。裕慧的婚事，成的也偶然，去县城买云土，碰到一个行家，一说话，像是八百年前就认识，再一深谈，原来是几十年前在贵州散失的杨家兄弟，一个有儿子，一个有姑娘，马上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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