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间，他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他本来打算下午两点到军里见过军长，就去S县城西的烈士陵园的。然而一到军指挥所，才发现一个来前线采访的大型记者团正等着他。他详细地给记者们介绍了公母山之战的经过，军长才开始同他谈话：一是晚饭后连夜出发，代表L师到军区机关做公母山地区收复战斗的全面汇报，司令员急等着他去；二是正式通知他，军区党委原则通过，由他接替L师师长，这次去军区汇报归来就要上任。已到军里工作的师长还向他交代了另一项任务：由于他和柳道明均要调任新职，C团刘团长已内定转业，L师三个团的团长全部空缺，他必须在这次进行作战汇报期间考虑好三个团长的人选，报到军里审批。

谈话结束就是晚上了。吃过饭江涛即乘车出发。他以为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没想到一去就是十五天。在军区机关，他先是受到首长接见，进行作战汇报，然后又被军区各职能机关留下，配合他们对此次战争的胜利进行方方面面的总结。十五天过后，北京方面又来了指示，总部首长让他去做同样的作战汇报。江涛只好再次启程，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京城，住进别人事先安排好的宾馆，按照要求将公母山地区的作战经过一次次讲给各级首长听。这期间，军委正式下达了任命他为L师师长的命令。等他终于能离开宾馆回到家里休息几天时，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这样一个月里，江涛自己内心的情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他得到了战争期间异常渴望得到的休息，体力和精力都有了很好的恢复；其次，从战争走进和平的日子越久，战争留在他内心的激烈情绪就越是被松弛，战后经历的新的生活图景和感受开始渐渐地清晰地浮上心头。这些感觉是：虽然他率部队取得了骑盘岭之战的胜利，被前方后方的人们一律当成英雄看待，但事实上除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别人是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给予他们的全部考验和思想的；不仅如此，回到北京的日子里，他还先后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用“打了一小仗”这个短语称呼这场边境战争，江涛最初不习惯，觉得刺耳，在别人也许是“一小仗”，在他却投入了生命的全部，甚至是生命本身，但后来还是不得已习惯了，因为即使同建国以后有过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相比，公母山之战也只能算做“一小仗”；再其次，多年不在北京生活，这次回来发现它竟大变样了，变得更漂亮更开放更时髦，对他来讲则显得陌生而嘈杂，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而像个外地人了。虽然报纸上对公母山之战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在这里并没引起很大反响，人们更关心的是政局变动、体制改革、三资企业、经济特区，以及一部名叫《阿信》的日本电视剧。日复一日地感受着这一切，公母山之战也不知不觉在他心中渐渐淡去，似乎它真的已成为历史，相反战争留下的那些只同他个人有关的东西，却越来越清晰地痛苦的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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