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作,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许多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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