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一般都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内化的过程。这种筛选可以是主动进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引进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西方文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过去引进中国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这样进行的。欧洲情况也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有选择地引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说：中国可以对神无知，但不能对道德无知。他引用孔子的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基督教禁人行恶，而孔子劝人为善，这是更高层次的。

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由封建专制转向资本主义，人们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人伦道德，远远好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理性。儒家学说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内在的自由，被用来反对基督教中的神性统治。中国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则，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欧洲的专制。应该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推动作用。但欧洲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从反对世袭到赞赏中国的德治，最后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进一步说，欧洲自己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筛选的过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过去都曾是欧洲的主流价值，但今天欧洲重新界定欧洲价值观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从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欧洲也在与时俱进。虽然不少欧洲人骨子里还是秉持这些价值，但公开主张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更不要说感到变革的紧迫感了。而过去这30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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