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满了蜕变的气氛。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皇帝热烈地支持变法。不过守旧的势力则集中向康有为攻击，不但攻击康有为，还攻击与光绪最亲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为曾想离开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则大臣中没有人可以主持变法，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请御史杨深秀代为呈递，又另外写了一个奏折请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光绪看到了这两个奏折，愈益增加了变法的信心。光绪明了反对的空气也很浓厚，因此便请人转告慈禧说：“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听了很生气，就叫人告诉光绪说：“皇帝要办的事，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乃根据杨深秀递呈的奏折，召集全部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四月廿三日下诏书“明定国是”，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诏书，所以抄录在下面：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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