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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