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将死之时有权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处置，这是合乎常理的行为规范，虽无可争辩却又往往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财产，那些祖宗传下来的田产，那些辛苦赚来的钱，如今对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种下的每一棵树，除了摆在棺木上的松柏枝，也是不大可能跟随它们短命的主人而去的。不过，在手和脑的合作关系被完全解除之前，他在遗嘱结尾处写下的那几句炫耀之词，却可以使穷光蛋在一夜之间暴富，或者剥夺一个挥霍浪费者的遗产继承权，又或者在为实现许多毫无意义、稀奇古怪的目的的过程中被继承人挥霍掉。不管怎样，他的财产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过去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在今世将财产的使用交代清楚，来世可以更加幸福美满，不过我们早就已经摒弃了这种观念。他的财产对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但是对于期待已久的他的子孙甥侄们，对于救生艇基金管理机构和猫科动物栖息地，对于因遗产税税收不足而勉力维持的英国财政部而言，却大有用处。他是所有这一切的主宰。可是，所有的权威性书籍都告诫我们，金钱对于我们，往往是利大于弊的。既然这样，当这一切发生之时，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伤害交给（我们姑且假定）某个即将离世的人来处理呢？遗嘱人从今往后除了拥有不可剥夺的坟墓之外，对自己的财产便没有任何保留权了，这时，为什么还要让他对自己财产的毫无意义的挥霍浪费做出安排呢？

以上这些疑惑正是约翰·博托尔爵士在所立的最后一份遗嘱中，条理清晰地一一列举出来的。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的一位颇有些名望的出庭律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对政治没有任何欲望，对爵位也没有什么奢求。在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不久，约翰·博托尔爵士就退休了，他把世界交给两个年轻力壮的儿子约翰和查尔斯去闯。他身体健壮，其他方面，他只对在乡间捕猎略有些兴趣。不过，最终要了他命的不是他的岁数，而是一九一八年那次肆虐全球的流感。那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先于他而去世了，两个人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获授军衔的，又同时在两年后丧生。约翰的妻子老早就过世了，查尔斯的遗孀再嫁后定居美国，老爵士和她早已断了联系。因此，在约翰·博托尔爵士的遗嘱，也就是这篇故事的起因中，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大约五万英镑，都留给了他的长孙德里克，如果德里克不幸故去，这笔遗产将归查尔斯的儿子奈杰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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