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学校抽调了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党员干部下乡搞“四清”。“四清”清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只知道它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下乡有时休假回来的人说：农村“敌情”严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听说过有关“四清”的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后来出来一个“二十三条”，我们没有下乡的人也在会上听过“二十三条”。我敏锐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心中暗喜：和我们普通百姓没啥关系。

在城市的企业也搞“四清”了。我教课的班上有一个很能干的班长，他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四清工作队要他作检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楼”总“下”不来。他告诉我“日脚邪气难过”，最后终于“下楼”了，但讲起被整的这段日子他直摇头。副班长和班长都是党员，也都是厂里管生产的基层干部。但副班长的心情和班长完全不同，他介绍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通过“四清”揪出一个企图“叛国通敌”的反革命集团。是几个青年大学毕业生，企图偷一条船从黄浦江开出去到公海投敌。副班长说这证明“四清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听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么容易吗？即使船能开出去恐怕没开到吴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过副班长说他们是“企图”，并未“实行”。（若“实行”肯定枪毙！）然而这件事说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放过老百姓。

此时政治学习内容已经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配备1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其实毛选中许多文章大家在中学大学读书时早已耳熟能详：中学的语文课、大学中学的政治课，不但读过背过也考过。没用，必须重新来学，而且要联系工作实际来讲体会讲学习心得。上海市委树立了几个先进标兵：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员外其余3人都是工人），还有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的先进事迹有共同之处：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报刊上广播里除了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精神如何转化为物质之外，就是各种文艺形式的毛主席诗词；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红歌”（那时叫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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